一大早就接到一个检察官的电话，对当事人的举报来向我这个律师兴师问罪来了。语气里是压抑着的平静。他反复强调我可能会录音。几乎每一次沟通，他都会这么说。

对当事人的举报，看起来有点着急了。

上周五二审开庭的一个案子，出庭检察员当庭又提交了几百页的新证据。搞证据突袭呢。案件都已经一审判过了，法检都认为“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”了，还补充什么证据呢？完全不必啊。

在法庭辩论阶段，我提出，在案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，无论一审二审我都多次提出来，一审法检和二审出庭检察员都听而不闻，视而不见。但是，对有罪证据却一而再再三地“努力”收集，这符合刑诉法全面收集和审查证据的要求吗？这种采信证据的方式对当事人公平吗？

庭审中，出庭检察员关注的点都集中在言词证据上，而言辞证据的主观性和侦查机关调取时对相关人员的影响，肉眼可见的偏离现实，对这些有罪的供述和证言无差别的采信，对当事人的合理辩解，完全不听的态度，不是选择性司法？

听我说这些，出庭检察员坐不住了。她激动地说，辩护人的言辞确实很吸引眼球，什么断章取义、选择性司法、偏听偏信等等。不知道辩护人有没有认真阅卷，有没有好好看卷宗材料，全案那么多客观证据，包括权威的检测报告、专家咨询意见，价格认定书、回填协议等等，这些不都是客观证据吗？怎么就成为了辩护人口中的只采信言词证据了？怎么就成了孤证了？

很明显，她生气了。开始对辩护人进行人身攻击了。

当她失去理智的时候，就会给你更多有利的抓手。

我就问她，从哪里判断我是一个表演型律师的？是我对案情不熟？对案件研究不透？对法律钻研太肤浅？还是什么？既然您认为本案的客观证据很充分，那么请问，一审庭审的视频您看了吗？第一次开庭时，本辩护人全面指出检测报告、专家咨询意见、价格认定等存在着根本性问题，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。

公诉人当庭说，没有这些证据，我们照样能定。这个话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您在二审阶段，还在坚持采信这些所谓的证据。

第一，您是否解决了我一审提出的这些证据存在的那么多问题？

第二，您采信的法律依据是什么？

第三，对一审公诉人已经公开承认不予采信的证据，您又采纳，依据是什么？

第四，无论一审还是二审，检方一直在补充证据，可是，卷宗里面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，比如上诉人跟刘某之间的协议中，刘提供的堆土协议也不是他本人的，同样把泥浆填到泥塘里了，这个客观的、对上诉人有利的证据，您为什么不采信？是内容不真实？形式不合法？还是关联性不够？如果是这样，您刚提供的材料与本案更无关联性，提交的意义何在？

第五，我对您刚刚开庭时提交的证据确实不熟，可是根据法律规定，应该给我必要的准备时间，而且您这几百页证据与本案有什么关系？您的证明目的是什么？

对我的问题，她不再回应。

审判长倒是听进去了我的话，庭审结束后，跟我说，开庭笔录里没有一审公诉人不予认可检测报告的话。我告诉他，因为一审没有同步的语音转文字，视频里有，可以去调。

庭审结束后，对比接触的林林总总的检察官，发现他们的入罪思维和对有罪供述几乎是不加分别的认同，让我生出阵阵悲凉。

如果一线检察官多是这种办案思维和认知态度，辩护人不管多专业，多勤恳，对他们来说不过是“表演”。只要和他们的判断不一致，就一味对抗，甚至连基本的职业操守和法律底线都不顾了，冤假错案的概率多大？辩护价值几何？

庭审结束，我在思考，检察官为什么不愿意听不同声音？除了对律师天然的反感，还有什么？

一是作为公诉机关，有天然的入罪思维。这让他们有意无意地只看到有罪证据，对无罪和罪轻证据视而不见，可能也有潜意识在参与。

二是惯性思维已经根深蒂固。即使是年轻的检察官，也会被所处的环境同化，慢慢的就丧失了无罪推定的思维模式。

三是坚持实事求是太难。躺平哲学盛行的当下，体质内的人没必要为了别人的案子较真。毕竟孤独的路不好走，坚持全面审查，认真核实，又耗费很多时间和心力，成本巨大，还可能让自己成为另类。对他们来说，百害而无一益。

四是这样办案的成本更低，被追责的可能更小。既然大家都这么做，随大流，基本不会错。

五是律师的辩护需要更多地换位思考。不管是偏见也好，立场也罢，或者对嫌疑人天然地敌视，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——辩护意见只有切切实实地说进检察官的心里，才可能让他有所触动。一味的对抗，并不能解决问题。既然他掌握着决定权，就要用他能够接受的表达和方式，想办法说动他，让他看到案件存在的实际问题，如果看到了还不去解决。一旦办错了案子，就不是随大流能解决的了。

辩护人的职责，一是说服检察官，二是说服法官。

辩护人始终有一个重要课题：我如何说，他才会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