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接触了不少诈骗类案件，不管哪个领域，哪个行业，只要有人举报或者发生了恶性事件，一些与诈骗的犯罪看起来有点沾边，就很容易被刑事立案，如果涉案金额比较大、涉及人员较多，就更容易被追究刑事责任。

但是，深入了解案件事实和相关证据，发现这些案件在诈骗罪的核心构成要件上存在重大问题。而且这样的案件越来越多，整体感觉是，诈骗罪入罪的门槛似乎越来越低了。

第一，对“非法占有目的”这一核心要件，不少案件是有巨大争议的。比如，有的案件中，行为了提供了服务，收取了服务的对价。但是，司法机关习惯于从有罪推定的角度——认定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。

认定的依据——推定。

我在多篇文章里写过，不能随意推定，一定要有客观的、外在的、切实的证据，不能认为只要与自己的主观认识不一致，就都具有非法占有故意。

办案过程中，发现一些检察官认定行为人主观心态的标准比较主观，有时候甚至是为了定罪而认定，至于其他可能的合理怀疑，基本不考虑，或者很少考虑。这种办案思路，是重刑主义的内化和呈现，不可取。

第二，“被害人”是否限于错误认知——是否真的被骗。这个应该由被害人来确定。不少案件出现被害人坚决认为自己没有被骗，但是司法机关却坚定地认为被骗——不排除部分人被洗脑的比较彻底，丧失了判断能力。除了这种极端情况，多数情况下，还是要相信当事人的判断。

比如，贷款中介服务中，被害人拿到了梦寐以求的救命钱，解了燃眉之急，也认为支付的中介费是正常的。之所以出现大量小贷公司、贷款中介，主要是因为大量的中小微企业，通常在银行等金融机构贷不到款。严格说了，它们及时填补了中小微企业生存发展中资金短缺的瓶颈问题，是市场的需要。不能一棍子打死。

所以，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，要考虑事实和证据，考虑“被害人”的真实心态，不能一概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故意。

如果司法机关过于激进，还容易鼓励另一种歪风——那些“被害人”解决了燃眉之急后，发现还可以倒打一耙——要回中介费，自然愿意配合司法机关演戏——这与我们一直倡导的善良风俗、诚实守信等相背离。

第三，趋利司法现象愈加明显。不管一个行为是否构罪，能不能诉的出，判的了，先“追赃挽损”，要求当事人“积极退赃退赔”。不少情况是，当事人稀里糊涂地退钱，也没有拿到应有的量刑优惠，甚至退赔还成了定罪的依据。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。

还利于民，让利于民，对经济下行中的企业和个人来说，尤为重要。

一个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，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法律的轨道，严格按照刑法关于诈骗罪的规定和刑诉法的程序要求及证明标准，否则，不能定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