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第二十条》还在热映，一个客户说他刚去看了，非常好。看到他的话，我愣了好半天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在屏幕后面，沉默，又沉默。他的案子还在诉讼中，我们打的无罪，希望拿到不起诉的结果。但是，检方一直不松口。检察官很愿意交流，并且保持了很好的沟通，但是对案件的危害性和刑事处罚的必要性上，一直达不成一致意见。看到韩明这样的检察官，客户大概是希望并且相信检方也像韩明这样，能做出不起诉的决定。如果真能如此，那就太好了。如果每个检察官都像韩明，应该有相当数量的案子不会进入法院，直接不起诉；应该有大量不需要羁押的案件，尤其是判缓刑的案件应该占比绝大多数，因为犯罪轻刑化已经是多年来的特征，自然也就不需要羁押，更不需要去监狱改造。可是，去看看看守所，再去监狱看看。那些走速裁程序的案件，羁押率到底多少，是不是确有羁押必要？有多少仅仅是为了司法人员办案的方便而羁押的，有考虑过羁押对当事人及其家庭以及工作单位带来的影响吗？严格按照逮捕的标准执法了吗？工作中，检察官做决定，本质上还是遵从考核和习惯做法，换位到当事人的角度，其实是非常难的。为什么呢？一是思维习惯使然。就像很多检察官看了《第二十条》之后，被伟光正的自己感动的不行，可是回到实际的工作中，有几个人能像韩明那样对待手里的每一个案件呢？习惯怎么做，一般还是怎么做。追诉思维和遵从习惯的做法，已经成了他们的日常，习以为常了。这是他们不自觉地选择，而这才是最可怕的。二是考核制度已经成了他们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。没有几个人愿意为了当事人而去承担额外的工作，尤其可能要做更多工作，甚至是还要面临各种考核的时候，确实没有动力去勇敢。这是人性，也是现实。三是躺平的检察官，并不在意他人的人生。案子办的久了，职业到了天花板，升迁无望，又不可能发财，躺平是很多人的选择。一个两个当事人，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个个数字，他们处理的这些活生生的人和他们家庭以及工作，是不被看见的。关键是他们根本不在意，无所谓的态度。不敢期待法律的温度和温情。不要看他们怎么说，怎么宣传，而要看平时办案的时候，他们是怎样的态度。其实，比之天理和人情，更重要的始终还是国法，司法机关如何执行国法，是非常重要的问题。我一直说百姓期待的，不是法外开恩，而是实事求是，是客观理性，是公平公正。回到司法实践，有多少案子被人为重判？有多少“马树山”因言获罪？有多少冤假申诉无门？有多少冤假错案是检察院或法院启动纠错程序的？如果没有律师旷日持久的抗争，没有当事人和家属恒久的坚持，有多少冤假错案能够启动再审？不知道有多少进行中的冤假错案持续上演？浙江叔侄案，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奸杀案、李久明入室杀人案、赵作海杀人案等等，这哪一个案件不是公诉人言辞灼灼地指控他们犯罪，法院又错判。如果没有当事人、家属、律师的长期抗战，如果不是亡者归来，法检会主动启动纠错程序？至于说国法、天理、人情，一个法官曾非常严厉地跟我说：法庭是讲法的地方，你是专业人士吗，跟我讲人情？可是在教训当事人的时候，她又用极其严厉的话进行道德批判。我不知道为啥她讲啥都对，也不知道为啥我讲法，她讲道德，我讲道德，她又跟我讲法律。法检视野里，少有律师和当事人。律师和当事人的抗争和呐喊，常常被忽视。当事人的权利有意无意地被忽视。一个社会对待律师的态度，反映了它的法治化程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