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是弑母，一个是杀子，重创人伦底线。社会一致要求严惩。而今天（1月31日）一大早，三个人都被执行了死刑。网友的留言都是“大快人心”。在严惩之外，作为律师，我还是有不同的视角，谈谈个人看法。不喜勿喷。北大的吴谢宇，不管多么不想死，写了多少忏悔的文字，最终还是没能争过命运，在争议和声讨省中，谢幕。关于这个案子的争论，两点值得探讨：一是要不要对吴谢宇进行精神鉴定。吴谢宇在杀死母亲的时候，是否患有抑郁症，众说纷纭。不管是大众还是司法机关，对辩护人提出的精神病鉴定，都不置可否，更多的是从为当事人脱罪的角度考虑，并不在意当事人是否真的患有抑郁症，或者即使患有抑郁症，也不足以成为免死金牌。绝大多数人认为，吴谢宇必须死。虽然社会中患有抑郁症的人群并不少。2019年，我国超过9500万人一生当中得过抑郁症。中国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(在一生当中得过抑郁症的患者所占总人口比率)为6.8%,。这是数字非常惊人。只是社会对精神类疾病并不重视，或者不敢正视，加上各种偏见，导致大量抑郁症患者没有进入医疗机构视野。他们不得不在黑暗的角落里，孤独地承受，无望地挣扎，甚至，走向si亡。这里，简单介绍一下，抑郁情绪和抑郁症，抑郁情绪每个人都会有，是相对较轻的情绪状态；抑郁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。在医学上，这是实实在在的病，远不是抑郁情绪所能替代的，更不是患者本人能控制的。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抑郁症患者自sha身wang了。吴谢宇是否患有抑郁症，由于司法机关没有对其进行司法鉴定，不得而知。但是，既然辩护人提出来，且他本人也表现出抑郁症的症状，法律上，就有必要进行精神鉴定。如果没有精神疾病，该怎么判就怎么判，至少可以让大众对抑郁症有一个更好的认识，看到其可怕的一面，更慎重对待生活中的抑郁患者。同时，严格司法，更能说服当事人和家属，当然也会让法律人口服心服。有法官亲口跟我说，他手里的案件，有一半的当事人都说自己有抑郁症。他的语气里，有不信，有不屑，满满额都是不接纳。显然，他对抑郁症知之甚少，并且把这个作为当事人不好好配合司法机关的借口。不排除有些人可能有这样的想法，但是司法机关只要去做一个精神鉴定就可以了。真假，一鉴便知。为何这么多人提出来自己患有抑郁症，但法官们就是不予理睬呢？真的确定每一个声称有抑郁症的人都是假的？未必吧。慎重对待，很有必要。遗憾的是，三级法院都没有为其做精神鉴定。也让这个案子成为一个带有遗憾的案件。至于是不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等待历史评说。二是最高法核准死刑的裁定中，认为吴谢宇“毫无悔罪诚意”，值得探讨。吴谢宇本人写了大量的忏悔信，希望免死，希望活下来去赎罪。这些通过公开渠道都能看到。可是最高法的裁定里说他“主观恶性深，且毫无悔罪诚意”。这里的“诚意”其实是个非常主观的东西，每个人的理解可能都不同。但是，从吴谢宇本人案发后写的各种悔罪材料看，法院理解为“毫无悔罪诚意”，似乎是说他的悔罪不真诚，只是为了得到免死的手段。不是没有这种可能，但，也不是没有其他可能。又如何确定，一定是前者，而不是后者呢？如果给他免死的机会，如果他真的悔改了，就会教育非常多误入歧途的孩子，没有什么人是不可以改好的。如果他没有悔改，但是他一直在监狱里，也会成为一个反面教材，对家庭，对父母，对子女都是最好的犯罪预防的教育。当然很多人会来批评，为什么要留一个人渣浪费粮食和空气？因为没有对他进行精神鉴定，因为没有排除所有的合理怀疑，因为存在其他可能，所以，需要更加慎重。

重庆张波和叶诚尘杀子案，只看到张波的二审辩护词，没看到叶诚尘的，也没有看到一审的辩护词。奇怪的是，张波的辩护词只提了程序违法，没有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提出质疑。从辩护词的行文看，辩护人对程序法非常熟悉，应该是成熟的刑辩律师，通篇辩护词只谈程序，不谈实体内容，确实有点意外。当然，对程序进行全面辩护，提出存在的程序违法问题，是必要的。我一直强调，没有程序正义，就没有实体正义。可以说，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的保证和基石。但是，司法机关并不重视。程序正义的价值更加凸显。但是，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传统根深蒂固，在选择辩护策略的时候，如果不关注实体，甚至根本不从实体上进行辩护，是很容易失败的。抓住实体上的问题，集中火力进攻，同时辅以程序辩护，比单纯的只进行程序辩护的成功率更高。只是，不管辩护策略如何，这三个人在舆论公开之后，就意味着必死。未审先判，被舆论绑架等，是司法的大忌。案件在判决生效之前，司法机关能不能不公开呢？不受舆论的绑架，司法机关独立办案，不是更好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