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到一篇检察官们写的《认罪认罚背景下的恶意上诉问题》。

法律人都知道检方对认罪认罚后上诉的反感，只是没想到反感至此。司法实务中，检方确实把认罪认罚后上诉作为抗诉的一个理由。

这就导致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，认罪认罚的上诉率极低。

请问：

每一个认罪认罚案件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？

人民群众在每一个认罪认罚案件中都感受到了公平和正义？

请作者扪心自问：

认罪认罚案件占比如此之高，是不是每一件都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标准？

都达到了“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”的程度？

是不是每一个认罪认罚案件都在当事人完全清楚理解这一制度，并且是真实意思表示情况下签订的？

有没有检察官为了完成认罪认罚指标，而对当事人进行诱导、威胁、恐吓等等非法情况？

如果所有的案件都是公平公正，并且都经过了正当程序，当事人对签订的认罪认罚都有全面的理解、清楚的认识，司法机关确实做到了依法服人，不以权压法，又有几个人会冒着检方抗诉的风险去上诉？

再说，即使所有的程序和实体都合法，当事人就不能上诉了？上诉就是恶意了？检方就要进行报复性的抗诉了？

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从实质上剥夺刑诉法赋予当事人的上诉权这一基本权利？如果是的话，按照作者的逻辑，是不是可以直接一审终审，或者直接从刑诉法里删除上诉权呢？

刑事诉讼法规定地非常清楚，其任务是“保证准确、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，正确应用法律，惩罚犯罪分子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，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，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，尊重和保障人权，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、财产权利、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，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。”

这个规定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，不但要惩罚犯罪，还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，还要尊重和保障人权，并且前提是“正确适用法律”。

不是只打击，不保护。

反观现实，有多少冤假错案不但经过了一审、二审，很多都是经过困难重重的申诉，历经多年艰辛，才换得清白。如果上诉都要设置条件，实际上就是剥夺认罪认罚案件的上诉权。

那是不是说，所有的一审案件都100%依法、公平、公正，并且全都罚当其罪？

我们都清楚，在一审判决生效之前，被告人仍然是“无罪的公民”，依法享有上诉权。权利可以放弃，当然，更可以行使。是否行使，完全由当事人自行决定。任何人不得限制，更不能剥夺。

如果说真的涉嫌所谓的“主观动机不纯、理由不合理”或者“上诉形式上的表面合法性”，那也是法律许可的“恶意”上诉，不能因检察官的喜好而改变。

就好比有选举权的公民到底要不要参与选举一样，他可以参与选举，也可以弃权。这是一项基本的、法定的权利，不能因为“动机不纯”或者其他非法定事由予以剥夺。

但是，这篇文章的作者，竟然认为“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设置和对一审刑事上诉理由的不限制，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有部分当事人滥用上诉权，利用制度设计的固定性进行恶意上诉”。

上诉权设置的前提，就是不管上诉人的动机和目的，只要他不服一审判决，就可以上诉。保障的是被方的诉讼权利，防止的是一审判决的任性和肆意。

在目前认罪认罚适用比例如此之高的现实之下，已经出现了很多严重违背该制度初衷的事实。

比如：检察官利用信息差和权力优势，对当事人威逼利诱；比如欺骗当事人认罪认罚后，给与更重的量刑建议等等。

更为普遍的现象是，认罪认罚给的只是一个相对正常的量刑建议，如果不认罪认罚，就会惩罚性地给予更重的量刑。

整体上，导致量刑比之前更重。这是不是背离了认罪认罚制度的初衷？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再人为限制被告人的上诉权，会导致什么情况？

作者还提出“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后，被告人撤回上诉的，建议二审检察机关原则上仍支持抗诉。通过抗诉加刑方式，在保障被告人合法上诉权的同时，对恶意上诉实现有力震慑，切实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公平性、稳定性，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向纵深发展。”

如果被告人撤回上诉，上诉已经没有了，检方还要继续抗诉，并报复性地加重处罚。所谓何来？依据何在？

上诉是基本权利，撤诉也是基本权利。

就像结婚自由，离婚也自由一样。上诉自由，当然包含撤诉自由。撤诉了，就不存在所谓的动机不存了，检方抗诉的基础就不存在了。可是作者竟然要“通过抗诉加刑”的方式“保障被告人合法上诉权”，难道说，上诉权还有非法的？不过，落脚点非常明确“对恶意上诉实现有力震慑”。

......

不得不说，这真是一篇“斗志满满”雄文呐！！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