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个诈骗的案子，当事人被骗到境外，被公司收了护照，当事人第二天培训的时候，认识到是诈骗国内的同胞，他下不了手。可是，公司要求干不满一定时间，就要陪钱。他又没钱，只好想着混够底薪，还公司钱，就回去。但是，公司里的组长天天逼他出任务。最终也只完成了一笔单，还没有达到刑事立案标准。最后，拿了两个月工资，又让家里寄了几千块钱，他是倒贴了钱，才拿到护照，然后就立刻回国了。作为律师，我认为当事人不但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，诈骗的金额也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，不构成犯罪。所以，做的是无罪辩护。考虑到当事人和家属的诉求，他们只要能有缓刑的结果就知足了。所以，我独立辩护，让当事人当庭认罪认罚。他们还去借了钱，退缴到公安机关。这样就能拿到认罪认罚和退缴的量刑优惠了。我不能为了一个无罪的结果，让当事人承担更多不确定的风险和司法机关可能的报复。为什么目标只是缓刑呢？因为当事人兄弟两个都在这个案子里，另一个量刑更重，不期待缓刑了。前不久突然脑出血治疗的父亲，偏瘫在床，正是康复治疗的关键事情，需要静养。家人都不敢让父亲知道两个儿子都进去的事实。我在法庭上，也把情况说的很清楚了，如果复发，可能要命。只是，审判长完全不听，一顿义正言辞地教训之后，说这是刑事案件，不是菜市场，不能讨价还价。犯了罪就要承担责任，不要打感情牌，逃避责任。如果只讲法律的话，严格按照刑法关于诈骗罪的规定，是不构成诈骗罪的。司法解释关于在诈骗公司只要超过30天，就按诈骗罪定罪处罚，其实是超越了刑法的规定，下位法突破了上位法，从法律效力等级的角度，应该适用上位法。即使这样，我们仍然认为只要给个缓刑，让这个陷入绝境的家有喘息之机，孩子可以工作赚钱来给爸爸看病，并照顾家人，不至于让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家倒掉。可是，法官根本不听。也听不见。刚刚家属说，父亲发现儿子好几天不来看他，很着急，就到处找。可能情绪激动所致，病情复发，今天又被家人紧急送往医院。目前，还不清楚具体情况。我连忙给法官打电话，希望能特殊处理这个案子。哪怕让他先出来紧急处理一下家里，也是好的。法官刚接电话的声音还很正常，一听是律师，态度立马180度大转弯。声音不但冰冷，拒人于千里之外，还非常的冠冕堂皇：你有什么，把材料寄过来。我说，现在是遇到了紧急情况，他父亲又被紧急送到了医院。您能不能考虑一下，先让他出来，照顾一个父亲.......我担心......法官显然怒了：这是刑事案件，你觉得我有这么大权力吗？你有材料寄过来。啪，电话挂了。法官大概生活的顺风顺水，完全不知道莫名消失的儿子可能会让一个脑出血的父亲丢命。从他的语气里，可以感受到的状态是，哪怕丢了命，跟他有什么关系。我依法判案，有什么问题？！法官可能还有一种心理，认为自己一辈子也不会遇到这种情况，所以根本不需要同理心，也不需要“法外开恩”，只要做一个冷酷无情的机器就够了，保证自己正常判案，年终考核过关，一切就万事大吉了。至于当事人及其家庭的疾苦，甚至他们的生命，对他来说，什么都不是，完全不考虑。如果这个父亲真的丢了性命，他是不是也一样无动于衷？良心不会有任何不安？这样的法官还有多少？这个冬天，对这个家庭来说，不是冷，是彻骨的冰封。也让我这个律师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司法的冰冷和残酷。法律的艺术之美，人性之美，柔性司法，在这个法院完全感受不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