樊强案二审改判，力度很大，从12年改为2年半，主要是把行贿数额从3055多万降到了24.6万.降低的原因是，把其中的3055万服务费剔除了，不再作为行贿数额。研究了一下，发现这个案子很有意思。

一是行受贿罪并不是典型的对偶犯。并不是只要有受贿罪就一定对应有行贿罪。因为行贿罪要求“谋取非法利益”这一要件，但是受贿罪并不要求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。

所以，并不是只要有人受贿，就一定有人构成行贿罪。

这是个法律常识，可惜不少法官和检察官都不理解这一点，简单的把受贿和行贿一一对应，如果不严格遵守法律，可能会导致行贿罪被扩大化处理。

二是政府作为市场主体，应当遵守市场规则。从媒体公开的消息看，樊强作为中间人，在政府融资过程中，提供中介服务，获得3055万元服务费。虽然看起来很高，但是市场行为，且是政府为了防止地方政府债暴雷，而求他帮忙的。

听起来有点荒唐，如果不是政府怕债务暴雷，也不会同意给与高额的中介服务费。什么时候，政府这么弱势过，如果不是过度依赖发债续命，地方政府大概会一直强势下去。

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，兴仁市政府既然融资，就和任何市场主体一样，要遵守市场规则，为自己的市场行为买单，不能因为对方帮自己解决了问题，没用了，就过河拆桥，倒打一耙。

三是市场行为与行受贿的界限是否清晰。市场行为非常清晰，樊强案的诡异之处在于，正常市场行为所得怎么就成了违法所得？

从公开资料看，樊强“为在融资过程中顺利开展融资业务，多次向时任贵州放马坪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谭林波，时任贵州东湖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田茂胜、副总经理杨雯、贵州恒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融资部负责人兰君等人行贿共计24.6万元及2瓶飞天茅台。”

行贿数额很清晰，就是向4人行贿共计24.6万元，3305万元是提供中介服务费，与行贿行为无关。这里有两个问题：一审法院把该笔服务费作为是“犯罪所得”，“予以没收，依法上缴国库”的依据是什么？服务费就不能超出一般水平？超出就是“犯罪所得”？

那么又一个问题来了，该笔服务费是什么犯罪所得？行贿罪的犯罪所得吗？如果是，那么市场行为与行贿罪的界限在哪里？怎么区分？

四是本案对行贿罪的量刑较以往偏重。以往处理该类案件，这个数额，基本不会刑事处理。行贿24.6万+2瓶飞天茅台，量刑1年2个月，跟以往相比还是比较重的。

五是刑12修正案24年3月1日生效。樊强案是对刑12的一个呼应。往后会有更多行贿行为进入刑事诉讼领域。企业家不是在监狱，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——在2024年可能会有更多更生动的行贿、单位行贿等案件来诠释。

企业家们，要提前做好刑事风险防控。